一个买不起房的房产中介自述：在北京落脚如此艰难

外来者想要在这个美丽大都市真正落脚是如此艰难，身为房产中介亦无法例外。

　　“我为什么当中介？最初的考虑是将来自己买房方便啊。”28岁的刘琳琳供职于北京一家知名的房地产中介公司。

　　说话的当下，是3月22日，北京“3·17调控政策”出台后的第5天。

　　今年已经是刘琳琳大学毕业后来北京工作生活的第7年，在房产中介这行也5年了，可她依然还没有买房。

　　刘琳琳的梦想，是在北京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40平米足够。然而5年前她跳槽做房产中介的时候，社保却一不留神断掉了，一切都要重新来过。也正是从那一年起，北京的房价开始一路飞涨。

　　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影响楼市的数个政府部门接二连三又发布重大调控政策——3月24日，央行的新政又进一步收紧了对离婚人士的贷款政策；3月26日，北京市教委发布的随机摇号入学和普通学校与优质学校合并或集团化办学的教改方案也让学区房的特殊地位开始松动。

　　北京学区新政对于刘琳琳那些负责学区房买卖的同事应该是个坏消息，但他们仍坚持分析，认为学区房的价格没那快就变化，因为“教改需要时间，但很多客户的孩子是今年、明年就要上学的。而且‘幼升小’今年具体怎么操作还不确定。”

　　此消彼长，教育资源整合如果引起传统意义上学区房的价格下降，不排除那些普通学区的房价日后会因此上升。

　　面对新政，刘琳琳的心情是矛盾的。这些调控政策，既给了她作为“无房者”一些买房的新希望，但身为一个“房产中介”，新政接下来也极有可能会让火热的楼市降温，从而直接影响到她未来的收入。

　　一个在北京做了快5年房产中介的人，自己却还没有买房——每每有客户得知刘琳琳的经历，都会替她有些唏嘘，然而这个话题最终又往往会引向一种“群像式”的叹息：外来者想要在这个城市真正落脚是如此艰难。

　　外来者想要在北京真正落脚是如此艰难。

　　7年前，在老家黑龙江省的一所二本学校读完本科后，刘琳琳选择来北京闯荡。头两年，她先是找了份IT公司的文职工作，“每天整理各种资料，经常加班”。

　　2013年年初，因为租房的房东着急卖房，忙于四处找房子的刘琳琳发现，自己刚看中一个房子，还没来得及谈具体租金，对方就回复她说“房子已经被卖掉了”。一位中介告诉她，这是因为市场要有新变化。

　　当年2月20日，国务院出台了楼市调控“新国五条”，随后北京市规定二手房交易中要按差价的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这段经历让刘琳琳意识到，做房产中介可以更早听到市场的风声，对自己将来在北京买房应该有帮助，另外她打听了一下，房屋中介的“薪水也还可以”。于是她很快从原公司辞了职，经过简单的面试，成了房产中介行业的一员。

　　事实证明2013年的“新国五条”调控以失败告终，个税的提升将楼市的热度，从二手房市场传导至一手房市场，连带效应使然，市场对楼市的预期一路看涨。

　　可以说，刘琳琳以一个“中介+潜在购房者”身份，跳进“楼市”的那个时点，恰好也是围绕中国一二线城市住宅市场出现的这一拨已经持续近5年的疯涨行情的起点。

　　所以，身为一个中介，刘琳琳一入行就算是赶上了好光景。

　　入职不过3个多月，她就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单生意，尽管那个时候她自己还不太会向客人介绍房子，业务流程也很不熟练，计算税费时常会出现错误。在店长的协助下，这一单完成得有惊无险，她也因此顺利转正。

　　和同事相比，刘琳琳觉得自己并不是最具推销技巧的。她认识的一位负责学区房的同事，会在带领客户看房前把所有待看的房屋资料打印出来，规划出最节省时间的看房路径，“以节省客户的宝贵时间”。

　　“中产是最不容易的。”刘琳琳的这位中介同事说，他还会随身携带该学区的学校分布地图、入学政策说明，以及学校排名榜单给客户作参考。

　　现在刘琳琳在公司内的级别，已经有资格申请店长，但她认为自己的性格或者说能力还不够做一个店长。刘琳琳至今也没能练就“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技能。

　　“事实就是这样的，你再说别的也没有用，这个房子多少钱能卖，那也就这个价格了，最后成交了网上大家都看得到。”

　　每当服务于卖房者时，刘琳琳给出上一套房屋的成交价格作为参考，那些卖家们在心理上总是希望自己这套房子的售价“要比上一套同户型成交单价贵”，几乎所有的卖家都会对她说同一句话：“你说的那已经是上一套的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