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大城市抢人逻辑：当农民工不再“跨省”

　　农民工不再“跨省”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披露，新增外出农民工主要在省内流动，省内流动农民工增量占外出农民工增量的96.4%。而2016年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比上年减少79万人;2015年跨省流动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22万人。

　　从细分数据看，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这与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相对偏年轻有关。但是，农民工老龄化问题已经日益突出。如“2017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9.7岁，比上年提高0.7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2.4%，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1.3%，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自2014年以来比重提高呈加快态势。”

　　外出农民工增速的下降，恐怕与人口老龄化相关，因为年纪越大，外出打工的动力就越不足。2017年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4.3岁，与农民工的平均年龄相差5.4岁。

　　此外，不同区域农民工薪酬差异的下降，也是导致跨省农民工数量下降的原因。如2017年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350元，比上年增加233元，增长7.5%，但在东部(3677元)和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只增长6.4%，西部和东部农民工的收入差异不足10%。

　　收入差距的缩小，可能与农村可流出劳动力总量的减少有关，也与这些年来中西部地区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有关。研究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实现额占当年名义GDP比重超过85%的，绝大部分都属于中西部省份。例如，富士康原先都只在国内的东部沿海地区设厂，如今，富士康已经中西部地区的很多城市都设了厂。

上升，是全国抚养比的一个缩影。只是山东的上升幅度明显超过广东。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角度看，当然希望人口抚养比例不要上升，吃饭的人口多，工作的人口少，自然不是好事。

　　我国在1970年之前，基本都是采取鼓励生育政策，同时，由于医疗条件的改善，预期寿命大幅提高。但1971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

　　1950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为60.5%，在鼓励生育的政策影响下，到1965年，中国人口抚养比例到达历史峰值80%，这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间有没有必然关系呢?1976年，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5年之后，抚养比开始明显下降。

　　1977年之后，随着1962-1971年这十年的生育高峰人口逐步成为劳动力，中国人口抚养比加速下行。1980年降至67.8%，2000年降至46.1%，2010年则达到35.6%的历史低点。2011年之后抚养比开始缓慢回升，中国经济增速也随之下行。

因此，追溯历史，会发现鼓励生育政策对经济发展而言，有“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效果。如1950-1970年，显然属于“前人种树”阶段;而计划生育政策则具有“当下快活，未来遭殃”后果。“抢人政策”呢?相当于“树木移植”，即“甲地种树，乙地乘凉”。

　　如天津最近颁布的落户条件中，把“技能”与年龄进行组合，技能越高，年龄越宽，本科一般不超过40周岁，博士不受年龄限制，可直接落户。也就是说，让一个本科生留在天津工作，一般可为天津工作20年;但要让一个新生婴儿成为一名劳动力，一般需要等20年。

　　那么，为何“抢人事件”首先出现在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呢?这与这些城市的财政实力、产业支撑和经济转型需求有关，毕竟这些大城市需要资源集聚的优势。其实很多三四线城市更面临人口净流出的压力，也需要人口流入和人才引进以支持当地的房地产和产业发展。但由于缺乏财力支持，即便高成本引进了人才，恐怕也难留住。

　　总之，国内抢人现象的屡屡出现，是中国经济步入存量时代的一种反映。记得本人在五年前的一次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发言中，就提出今后中国大城市会出现“抢人现象”，上海应该及早制定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