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房地产市场定位存误区 金融拐点正在发生

　　关于去杠杆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去杠杆只是债务调整问题，只要帮助高杠杆的部门降低债务负担就是去杠杆，背后隐含的一个假设是房地产价格不必调整。这是我们在思考中国金融周期演变时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能否在房地产价格不跌的情况下，实现去杠杆、去产能，达到结构调整的目的。这个观点的偏差在于把杠杆仅仅看成一个债务负担问题，现实中，债务对应的是资产，资产不调整，仅仅调整债务是不平衡的，难以持续。如果债务人的债务负担下降，其购买的资产价格不变，则债务人的净资产增加，杠杆率下降，增强了其进一步负债的能力。从金融周期的角度看，即便短期通过债务重组达到了降杠杆的目的，高位运行的房价还会刺激新一轮的信用创造。这里还有一个再分配的影响，减免债务实际上意味着过去通过杠杆投资和投机的债务人得益，而谨慎的、从事实业的人受损，这实际上鼓励其进一步冒险。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是一个例子，我国地方政府负债的属性介于政府信用和非政府信用之间，近年来把期限短、利率高的银行贷款置换为期限较长、利率较低的债券，是向政府信用的本源回归，有利于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但政策的影响都有路径依赖，过去地方政府融资的非政府信用和房地产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2016年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和总资产价值，同时置换降低了债务负担，地方政府净资产上升，使其借债的能力和意愿更大。

　　从更广层面看，只注重债务调整，不调整资产，则无法缓解高房价、高地价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挤压。如果将去杠杆简单等同于降低高杠杆部门的债务负担，试图避免相应的资产价格调整，可能增强相关主体进一步参与房地产投资和投机的能力和意愿，导致经济结构更加扭曲。

　　《陆家嘴》：如何真正落实租售并举?

　　彭文生：“租售并举”是探索建立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也是发展房屋租赁市场的重要举措。理论上讲，如果“租售并举”能够促使更多的人租房，降低购房需求，就会起到抑制房价上升的作用。这是因为现在的房价是未来几十年租金的资本化，资本化带来金融属性和投资者的“羊群效应”。用租房替代购房，其效果类似于用房产税替代土地出让金，都能起到降低住房的金融属性的作用。最终“租售并举”的内涵将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能否真正显著产生替代作用还需要观察，一个环节是其他配套措施需跟进。以教育资源为例，之所以学区房的租售比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购房者享受了租房者无法享有的受教育权尤其是优质教育，所以理应为这个权利支付购房溢价。“租售并举”后，受教育权为购房者和租房者所共有，这个购房溢价消失，但是这体现为房价下降还是租金上升还有待观察。根本来讲，我们需要增加公共资源的投入，同时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陆家嘴》：央行近期下调部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背后的政策逻辑是什么?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将如何?

　　彭文生：2017年央行宏观政策可以基本总结为“紧信用、紧货币”，2018年是否到了转向为“紧信用、松货币”的时候了?这还要从宏观层面进行考量，包括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松货币的前提是紧信用，杠杆下降将为松货币创造条件。

　　本次降准之前，央行通过MLF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MLF余额从2016年6月的1.7万亿增长到4.9万亿。同时央行先后4次上调政策利率并延长MLF期限，通过“锁短放长”抬高资金成本，抑制商业银行滚隔夜资金加杠杆的冲动。在此政策倒逼下，我们看到商业银行的加杠杆现象有所缓解，但同时，这种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成本较高。伴随着“紧信用”和未来资管新规的落地，以及央行放宽存款基准利率上限，商业银行的负债成本在逐步走高，利差在不断缩窄，将来很可能会进一步传导到贷款端，加重企业的还本付息负担。因此，在去杠杆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可以做适当放松，通过降准置换MLF，并释放部分流动性，类似于对银行降息，这也是符合供给侧改革“降成本”精神的。同时央行在降准公告中也指出，新增资金将主要用于小微企业贷款投放，这表明这一次降准并不是漫灌，而是用于改善金融服务的。

　　从金融周期来看，在金融周期下半场宏观政策的理想组合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这是大方向。紧信用(审慎监管)是前提，松货币和宽财政对冲其对经济和金融的紧缩影响，具体政策措施和力度取决于三个力量的对比，如果紧信用力度大，则松货币、宽财政需要的力度也大，如果宽财政力度不到位，松货币的力度需要更大。

　　松货币的最终体现是降低利率，从而降低融资成本，有利于降低债务偿还负担。松货币有两个渠道，一是利率下降主要通过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信贷增加或信贷紧缩的幅度减少)来影响融资条件，这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主要传导机制;另一货币放松的渠道是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比如美联储当初的量化宽松)，比如中国央行的PSL、MLF等。这次降准置换MLF对央行资产负债表是紧缩的影响，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是扩张的影响。

　　央行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变动影响融资条件的机制和传导渠道有差异。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是一种准财政行为，往往带有结构性和政策导向特征，往往反映政策意图，比如美联储购买按揭支持债券，中国央行支持棚改的PSL，支持小微企业的MLF等;商业银行信贷扩张更多和市场的资金需求联系在一起，有利于让市场配置资金用途，但风险是市场的激励机制有时是扭曲的，当前尤其需要防止的是新增信贷被吸引到房地产领域。我们也看到央行通过宏观审慎考核来引导降准带来的资金落在对小微企业的信贷，试图防止释放的流动性被配置到不该去的领域。

　　看未来，在降低宏观杠杆率的大环境下，“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仍然是理想的政策组合，松货币的前提仍然是紧信用。松货币的力度和形式还要看总体内外部条件，包括外部环境尤其中美贸易摩擦，内部环境尤其房地产价格走势等。如果整个经济的负债端调整(信贷紧缩)，但资产端不调整(房地产价格不跌)，货币放松的空间就受到限制。

　　贸易争端核心是产业竞争力

　　《陆家嘴》：在中美贸易争端中，也有人认为汇率也是核心问题之一，您觉得贸易争端对人民币汇率上的影响有哪些?

　　彭文生：从对外竞争的角度看，汇率影响经济的渠道是对外贸易，但汇率只是影响贸易的因素之一，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长远来看，汇率和对外贸易差额都是其他基本面因素(比如生产率、人口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目前情况看，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是针对更长远的生产率支持的竞争力。

　　经济如何看待未来贸易纠纷的演变呢?从特朗普政府提高关税、限制对中国技术转让和出口等可能的措施看，最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并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里我们简要梳理一下其内在的逻辑。历史上德国的经济学家李斯特曾认为：“自由贸易是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欺负还在发展中的国家的一个借口，自由贸易对已经占有优势的国家最有益”。所以英国当时在19世纪有一个阶段非常主张自由贸易，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英国在全球占有绝对优势，自由贸易对当时的英国而言非常有利。美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很强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李斯特主张，在经济发展的某阶段，贸易保护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追赶走在前面的国家。新李斯特主义的主张是对内实行自由市场，强调放松管制和监管、促进竞争、提高效率、对外实行贸易保护。实际上这不是贸易平衡的问题，而是产业竞争力的问题，是要扶持内部的产业。当前，特朗普实行的政策类似于李斯特主义，对内放松管制，如对能源、环保、金融放松管制、减税等，从表面上看都是自由化和市场化的体现，和国际上的作为是矛盾的，后者实际上是对国内产业的扶持。

　　当前的贸易摩擦可能对中国的总需求带来下行压力，主要表现在：美国增加关税，会降低对中国的商品进口;中国若回应性地增加关税，会降低国内的消费;而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使得投资减少。同时贸易开放度下降不利于竞争，会降低经济效率。贸易摩擦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是风险溢价上升，无风险利率下降，风险利率上升;资产价格下降。

　　比特币不能成为货币

　　《陆家嘴》：巴克莱将此前比特币热潮比作一场流行病传播，您觉得中国未来使用比特币一类的数字货币可能性有多大?对央行数字货币有哪些期待?

　　彭文生：首先，比特币与央行要发行的数字货币有着本质区别，比特币未来能不能发挥货币的功能，可以从能否替代政府发行的本位币和银行发行的信用货币这两个角度来看。比特币能否发挥货币的功能，涉及国家货币和私人货币两种货币观的争议。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经济学家的争论，即凯恩斯与哈耶克。今天认为比特币是货币的人往往从奥地利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哈耶克那寻找支持。哈耶克认为，货币是商品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货币最重要的属性是支付手段，只要大家接受，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支付手段。哈耶克在晚年提出货币非国际化、多元货币竞争理论。奥地利学派认为，人类社会最终的发展，会因为货币超发所带来的膨胀导致现在的货币体系垮台，最终金本位回归。按照这个逻辑，不受政府操控，供应有天然限制的比特币也可以取代现有货币。

　　凯恩斯认为货币是国家法定的，即使金本位制也是政府规定的，国家货币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整个货币史就是公权力规定货币的历史，货币的选择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货币最重要的功能不是支付手段，而是计量单位或者价值尺度;先有了价值尺度的基础地位，才有支付手段和储蓄工具的功能。举例来说，一元人民币永远是一元人民币，其名义值不会变化，其实际价值可以变化，但是体现为其他商品的价格的变化。这个特殊的属性是所有商品交易、债务债权清算最终依赖于人民币的基础。另外，法定货币不仅是法律规定的，其根本的经济基础是政府税收和支出。在中国，给政府交税需要用人民币支付，政府支出也是人民币。

　　对于货币起源的争议且不说，应该说现代的经济发展更符合凯恩斯的国家货币观。比特币能否成为货币，首要问题是它能不能成为计量单位(价值尺度)?我判断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会这样做。

　　看比特币的另一个角度是商品货币与信用货币之争。商品货币比如黄金的优势是稀缺性，是独立于经济活动或者说外生的。但商品货币的购买力往往超过其作为商品的本身价值，所以也成为代用货币。从稀缺性和价值来看，比特币类似商品货币或者代用货币。商品或者代用货币，其结算的完成发生在同一时间点，所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个交易就完成了。信用不一样，现货的支付交易完成，但是整个信用交易没有完成，整个交易要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完成。也就是说，信用是经济活动内在的一部分，是经济体系内生的，这就是信用货币为什么很难控制的原因。比特币交易的不可逆往往被认为是一个优势，但恰恰这一点是反信用的。若要用代用(商品)货币来替代信用货币，就要求整个经济的生态有根本性的变化，这涉及如何看待信贷在经济中的角色。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创新需要融资，需要信贷，所以信贷是好的。战后以来信贷越来越多地和房地产联系在一起，尤其是80年代金融自由化，出现了信贷与房地产价格相互促进的金融周期，往往伴随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与破裂，带来金融危机。所以，信用是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元素，但过度信用扩张就是不好的。指望用商品(代用)货币替代信用货币是不现实的。降低金融的顺周期性，可行的做法是规范信贷行为。

　　比特币不能成为货币，并不是说其技术基础区块链和更广义的金融科技没有价值。一个例子是不少央行在探索发行数字货币。取决于具体设计，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可能有显著的宏观含义。如果仅仅替代流通中的现金，影响有限，如果带来与银行信用货币的竞争，可能改造现有的货币体系，而这种改造是好的。这是因为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本质上讲是财政投放货币的行为，有两个含义值得探讨。一是可以降低广义货币增长对银行信贷的依赖，从而降低金融的顺周期性，二是如何利用好这个铸币税资源。

　　世界上主要央行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都在研究发行数字货币的可行性。中国央行2016年1月召开数字货币研讨会，对外宣布研发并争取早日推出数字人民币，范一飞在今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货币金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扎实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未来的数字货币既不是类似比特币的去中心化创造方式，也不是简单地对现有支付方式的电子化，而是一种可控范围内的分布式记账的应用，其发行和回笼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二元体系来完成，央行的数字货币体系由央行的数字货币发行库、商业银行的数字货币银行库和用户端的数字钱包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