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通州商住房从5月5日限购之后,销量降到了冰点,不少开发商抛售,你认为未来限购范围会扩大吗?
李铁:商住两用房是城市发展中不可回避的住房供给功能。我们目前的住房政策更多关注居住,忽视就业,但城市发展重点是解决就业。城镇化到了一定程度,在服务业主导的大趋势下,商住结合是解决城市与就业的一种非常好的居住形态。
限购主要是先遏制开发商对商住两用房的炒作,不过政策制定要建立在对城市规律更深认识的基础上,不妨给主城区以外的辖区、远郊区的房地产发展更多元化的选择空间。
新京报:燕郊的房价2008年在每平米4000元,2012年、2016年依次上涨到8000元、16000元,这样的飞速上涨有泡沫吗?
李铁:泡沫肯定存在。其他国家房地产泡沫出现时,城镇化率都在80%以上。中国目前城镇化率5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到40%,理论上不应该有泡沫。但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房地产不仅仅是由企业推动,各级城镇政府也是主要推手。地方政府由于对土地出让金的渴望,过度干预了房地产市场,把市场波动放大很多倍,这是与其他国家的根本区别。
新京报:刚需购房者如何更理性选择?
李铁:合理的居住区间绝不仅仅是北三县,在北京市辖区内也有很多可选择的居住空间。比如西边的门头沟永定河沿岸,也适合兴建新的宜居中心。
谈北京“城市病”
北京最需要疏解的是主城区人口
新京报:怎么看现在大城市控制人口规模的措施?
李铁:要想让城市生活方便,就一定需要多元人口结构的生存空间。
例如,临街小店铺看起来低端化,但却是城市必需的,我们到巴黎也会看到在一些区域有大量的低端店铺存在,但不意味着巴黎的发展水平就低。我们希望城市管理者应该面对我国的国情现实,尊重城市的发展规律。
新京报:具体到北京呢?你有什么建议?
李铁:关键在于区分北京主城区与行政辖区之间的关系。北京最需要疏解的是主城区人口,解决中心城区过度拥堵带来的城市病。北京辖区面积有1.6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省、甚至外国小国的面积,本来具有很大的调控空间。但现在把人口控制放大到整个行政区,认为公共服务不足以供给外来人口,实际上等于自动放弃掉很多在行政辖区内可以调配的各类空间资源。
北京可以在主城区外一定距离内发展中小城市,形成都市圈。例如日本东京,整个都市圈1.36万平方公里内约有3600万人口,但核心区621平方公里内仅895万人,人口不是拥挤在主城区,而是有效疏解,这就是都市圈的作用。
新京报:京津冀协同发展会对解决北京大城市病有帮助吗?
李铁:北京解决城市病最核心的是打破行政区域界限,政府把基础设施做好,让市场对资源配置充分发挥作用。我相信,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已经在行政区域化的资源配置方面进行了改革。其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没有区域界线,企业认为有利可图,可以在超出行政辖区范围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这就是市场、政府关系的重新界定。
我们看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成果就是北京制定了向周边辐射的交通规划,燕郊至中心城区的城际轨道也在修。当基础设施和交通设施一旦按照市场要求进行再配置时,沿着轨道交通线可通达的地方就会自动形成新兴的中小城市。而政府规划如何跟进,既取决于北京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市场也会自动选择。
谈楼市与经济
全国房地产库存10年内恐难消除
新京报:华为搬出深圳,有的观点认为是高房价加重企业成本,倒逼企业迁出,你怎样看?
李铁:这是伪命题。华为迁出是完全符合城镇化规律的。而且华为不是研发迁出,而是生产部分迁出。一方面工业蓝领的生活需要低成本,另一方面城市也要降低工业污染,通过地价来调整产业结构。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当前房价过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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